我的科学梦

冯长根

    到科学梦,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我1953年出生在浙江绍兴 —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绍兴是江南鱼米之乡,也是—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故乡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和向往。在绍兴,城里有周恩来祖居、鲁迅故居和三味书屋、秋瑾故居、蔡元培故居、沈园等,城外有禹王殿、禹陵等。在绍兴,一些历史名人,例如:大禹、勾践、贺知章、陆游、陶成章、秋瑾、蔡元培、鲁迅、周恩来等,众口皆碑;这一切无不使人感到家乡的自豪.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故乡给我的一大精神支柱.和许多青少年一样,“精忠报国”成了我的理想,成了我对未来最热烈的向往。我做着一个“求知梦”,渴望有那么一天,能为国家、为社会出力。

    但是,我走上科学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是1965年小学毕业的。这个年龄,正是求知的年龄、上学的年龄,但是,我却失去了这一切。为什么呢? 

    1965年小学毕业后我上的是半工半读初中,又赶上“文革”开始,因此初中对我来讲实际只有一年的时间。到1969年,这样的初中就算“毕业”了,接着就下乡插队落户近4年。1972年,我被招工进工厂,到了千岛湖畔的淳安县,进浙江先锋机械厂当了学徒,在工厂近3年。所以,从1966年至1975年的近10年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实际上失去了上初中和高中的机会。我在心里默默地做着美好的“求知梦”,但是没能实现。

    1975年,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当时,淳安县另一个兄弟机械厂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说是没有人愿意去学习。厂领导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还问我,你去不去?啊呀,听到这个消息,甭说我有多高兴了。我告诉我的领导:我去。这一年,我已经22岁了,已经到了大学生们大学毕业的年龄。

    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我心 里是很不平静的。我连初中,高中都没上过几天,现在能上大学了,机会难得呀。这时候我做着一个学科学的梦,向往科学,渴望知识,立志用自己学习的知识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可是,实事求是地说,那时我的实际文化程度仅仅是初中一年级。上大学后,摆在我面前的现实是:大学生们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毕业所走的近9年的“路”,我得用3年的时间“走”完。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困难。有许多次我感到很吃力,人也很累,有一种坚持不下去的感觉。这时候,是辩证法帮了我的忙。辩证法中有一条,叫“事物总是要变化的”。这就是说,眼下的落后不用怕,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有了这句话,我有了百倍的信心,我下决心学好每一门课。我心里想:我上的是大学,就要当好大学生;我进的是学校,就要把学习搞好。

    那么,我是么学习的呢?我母亲是一个纺织工人,当过车间班组长,是劳动模范,没有文化,常常说她自己是“笨鸟先飞”。在大学,我也是这样做的。说实在话,当时我的学习在班上处于“尾巴”的地位,我唯一的资本只有自己的毅力。就说学习英语吧,我是上了大学从ABCD这些字母开始的。为了学好英语单词,我做了许多小纸条,把英语单词记在上面,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学,比如走着回宿舍的时候,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还有数学,我是在大学里才知道一元二次方程根的求解的。再说上课吧。我常常在别人到食堂吃早饭时就到了教室,馒头和咸菜就请同学帮忙带。上课时,我认真听课,勤记笔记。课后经常自觉地复习功课。老师布置的题我做了,做得更多的是老师没布置的题。不会的题总要想办法弄懂。别人做一次的题目,我可能要做两三次,直到弄明白、记牢为止。

     那么,我的努力,得到了什么收获?可大了:3年后,1978年,我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 “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还通过了出国留学的考试。我实践着我的求知梦、科学梦。我从所学的知识中得到了无穷的力量。我深深地爱上了科学,爱上了我的专业。有人说,学习没用,而我的体会完全相反。

     以上讲的是我在大学的求知梦,下面要讲一讲另一个“梦”。197910月我去英国留学。当时我26岁。咱们国家那时还没有学位制度,我于是做起了一个“博士梦”。

     怎么做博士论文呢?啊呀,心里没底。问了不少人,都说不知道。

    19802月,语言培训结束了,我来到英国利兹大学。马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我去报到的系,是燃料与能源系。这个系的专业内容,与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不是一回事。怎么办呢?我有了一个主意。第一次与主管研究生的老教授见面时,我就说,我希望转一个系,或者转一个学校。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老教授见了好几次面,每次都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反复表述这个要求。我说:我们国家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规模大,我要学的,是国家需要的,我应该学习国家急需的知识,我原来学什么,现在还研究什么,对自己和国家都有利。经过认真了解,我想到物理化学系学习。后来,他亲自带着我到物理化学系,把我介绍给这个系。我也成了两个系共同管理的研究生,这位老教授还是我的导师之一。

    研究课题决定后,我就整日整日地往返在物理化学系的实验室、校计算中心和图书馆之间。可以这么说,这是一条通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弯弯曲曲的路。经常是一干就到晚上12点,有时一看时间,发现已经第二天凌晨1、2点了。累了,打一个盹;渴了,喝一杯冷水。晚上回到住处的时候,虽然很疲劳,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并且充满了对第二天工作的思考。英国实行两天休息制,但周末我总是在学校的实验室、计算中心和图书馆静静地工作,埋头研究。有一次,清洁工看见我在用实验室的水烧开水,很吃惊地说:这是循环水,不能喝;卫生间的水才能喝。但这时我已经喝了半年多的循环水。

    格雷教授还有一位博士生,英国人,比我高一年。我在学术刊物上看到了他发表的好几篇学术论文。我想,我也应该多发表学术论文。我一边收集资料、搞研究、做实验、上机房,一边随时总结,写出文字材料,与导师合作撰写学术论文。一篇论文总要修改5、6次,甚至更多次,很不轻松。我遇到了英语表达上的困难。难哪。有没有信心?信心很足。大家想,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我的英国同学的中文也不比我的英文好。俗话说,“天道酬勤”。1982年,我与导师合作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沦文,论文才3页,但结束了学术界在热自燃研究中关于—个重要数据取值范围的争议。在我进入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那年即1983年,是我发表论文较多的一年。格雷教授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十分关心。他与我共同讨论问题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们学生的一般期望。几乎天天见面,有时一小时;有时半时,甚至5分钟、10分钟。我一个电话,他总是放下手头的事,指导我的研究。经常是从格雷教授那儿有一个什么启示,当天晚上我就干,第二天就把初步的结果告诉导师。有些学术论文,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就这样,在导师的指导下,我较多地参与了深层次、前沿的学术工作,不断完成新的学术论文。1982年、1983年两年,我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4篇。

    那么,博士论文究竟怎么写呢?到了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问导师。导师告诉我,你已经完成了这么多的学术论文,这些就是你博士论文的工作。在利兹大学化学院图书馆里保存着学院每一个毕业博士生的博土论文。为了了解具体怎么写,我就向这些论文学习。到了1983年9、10月间,我顺利地写好了博士论文,整整齐齐地打印好了。我觉得我有幸写这篇博士论文,离不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离不开国家和社会为我创造的从小学到大学受教育和培养的一切机会。我母亲如今退休了,从小她跟我们讲,总流露出一种深厚感情:“没有社会主义,哪有我们的今人。”中国人是讲究报恩的,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那么,我得到岂止滴水。不管是物质条件还是学识才智,父母都培养不出一个博士来。我这个英国的博士是由全体劳动者组成的国家用无数财富和慈爱换来的。在写“致谢”这一页时,在感谢我的导师的同时,我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我对国家教委、驻英使馆教育处、国内导师陈福梅教授的感谢。我看到有些博士论文的第一页中醒目地写有:“本论文献给我的妻子”这类话。在博士论文装订时,我也在论文的最前面加了一页,上面用中英文工工整整德地写上“本论文献给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的工作得到赞扬。彼得·教授1984年5月访问我国时,在一封给有关领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们和贵校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冯长根作为研究生来到利兹的那天。在他开始研究不久,他就是一位勤奋的工作者,一个真正的学生。”我的博士论文被利兹大学评为1982—1983年度最佳物理化学博士论文。1988年再访利兹大学时,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图书馆墙上荣誉榜获奖者的名列中,特别高兴,我为自己,也为中国青年的荣誉而高兴。

    1983年12月,博士论文答辩一完,我就准备回国了。尽管当时离学校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只有几天时间了,我还是按原来的安排登机回国。我没有赶上机会穿上庄重的“博士袍”拍个照留念,这似乎是一个“遗憾”。我觉得按时回国是义不容辞的。可能有人会说,中国那么穷,为什么还要回国?我想正因为穷,我才要回国。一代人有—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要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外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不是我的家。俗话说:凉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虽然我在英国利兹大学实现了“博士梦”,但是我的科学梦在中国。作为一个有民族感的青年,我们还要让中国圆一个科学梦。

    1983年底,我又回到了北京,成了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这一年我30岁。

    为什么要当一名教师?也许是因为我曾经深深向往的上初中和高中的机会,也许是因为我在大学付出了令人难忘的艰辛和毅力,也许是因为留学英国4年那些在科学上自由探索和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使我对学校产生了第二次深深的向往。回国的时候,我可以去许多单位,但我选择了到高等学校工作。我觉得,学校是塑造灵魂的殿堂,是追求科学的殿堂,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也许是因为对北京的向往和对母校的眷恋,我又回到了北京理工大学。

    人总是这样,有了向住,就会有无穷的动力。回国后我产生了强烈的的工作兴趣,没有想别的,就是考虑工作。我也没来得及想一想住房、职称等问题。那时候,工资是80多元,住的是12平米的筒子楼,也没给我任何职称。我没有因此而受影响。每天总是工作。小时候,看到母亲不管刮大风下大雨,到工厂上班一点不犹豫,她在家里总是这样说:不要说下雨,就是下“铁”,也得去。表现了一种崇高的敬业品质。我受到了母亲的深深影响。—开始,我为本科生上《科技英语》课。有一位老师正在为本科生讲专业课叫火工品设计,他有一个脱产进修英语的机会,我便接过了这门课的理论部分。我在国内的导师陈福梅教授原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叫热爆炸理论,后来因为病了,这门课就停了。我回国后,马上接过了这门课。一边准备,一边上课。不但上这3门课,我同时还为学生辅导英语,抽时间为教研室的老师辅导一些英语口语。这样,每周要上十几节课。其实,并没有人分配我做这些工作,工作是辛苦的,但我没有感觉苦。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科学梦。

    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光上课是不行的。但是,青年人搞研究,特别是独立研究,难哪。我和许多回国人员一样,回国后的最大困难就是科研经费。我在利兹大学时使用的是在国际上也称得上一流的大型计算机,但是1983年底一回国,我所在专业当时什么计算机都没有。大约两年后,我才有了一台个人计算机。要继续一流的工作,就要克服许多困难。回国刚2个多月的时候,1984年2月的一天,十分偶然的机会,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申报科学基金的消息。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积极认真地申请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令人高兴的是我的申请当年就得到了批准。我的第一部专著《热爆炸理论》,就得到了这个基金的资助。

    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我在国外时一直想把自己了解的国内外科技成果写成书介绍给国内,回国后,我结合研究生课程教材的需要,就动笔了。当时我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床上、地上全是写书用的材料。早上起来,把材料摆得满屋子都是,到处都是书啊纸啊,晚上睡觉时又一篇一片收起来。一年后,到1985年初,书稿完成了,先是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后来又送到科学出版社。就这样,我的第一部专著《热爆炸理论》在1988年出版了。我的第二部专著《热点火理论》,1991年由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外,我还与人一起出版了一本编著,叫《抽样检验》。

    1986年,我33岁时被晋升为副教授。当时我遇到的困难是,有许多研究要进行,可白天晚上也干不过来。1987午,我开始独立指导研究生。怎么带学生呢?是不是把他们当“劳动力”使用呢?不是。我要培养的是青年科技人才,特别是能承担跨世纪重任的青年学科带头人。这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因为我的科学梦,要靠—代青年朋友们实现。1987年,我招收了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叫杜志明。他进校后努力钻研,完成了多项科研,毕业前就与我一起共同发表了10多篇学术论文。1990年,他的硕士论文答辩时,专家们一致认为论文的学术水平达到了博士论文的水平,答辩委员会根据学位条例,建议授予这位同学博士学位。1993年,他以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以同等学历的资格,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实现了大家对他的期望。现在他已是独挡一面的骨干教师、教研室副主任。

    我曾经到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访问。我经常在会上应邀做报告,担任分会场上席。1988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英国利兹大学化学院和剑桥大学物理系,作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记得,当时住国外,听到各种有关国内的议沦。有一次,我家里写信来说,人们在议论,估计我这次出国就有可能不回国了。实际情况呢,远不是这样。我的导师格雷教授在他的前任退休后,从利兹大学来到剑桥大学岗维尔和凯茨学院当院长,他的前任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格雷教授的介绍下,我有幸拜访了退休在家但仍工作不止的尊敬的李约瑟博士。李约瑟博士并不是中国人,然而却把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献给了中国科技史研究,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一个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青年难道就做不到?对于一些人的议论,我想最好的回答,就是行动。这样,我在1989年3月,按时回国了。我总觉得,我的科学梦,在中国。我应该把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创造力献给自己的国家。

     在国内工作,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让国际学术界更多地了解中国?1986年和1990年,我参与了两个大型国际会议的组织工作,被指定为学术秘书长,1987年和1991年这两个会议在国内召开的时候,受到与会的世界各国的学者和国内专家的好评。1992年我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并担任大会执委会主席。会议动员了不少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回国与国内的青年进行交流。会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根据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中央办公厅向大会要了20套论文集,发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之后我作为执委会主席参与组织定于今年7月在京召开的中国科协第2届青年学术年会。这次会议有200多名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回国与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我有—个休会,有了一流的工作,就会有一流的人才到你身边来。英国朴茨茅斯大学有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的研究方向是放热系统的安全性质。快要完成学业了,毕业后上哪儿呢?他的几个英国导师和同行常对他蜕,你是研究热自燃的,北京的冯长根教授也在搞这个研究,你可以到他那儿工作。1992年他就回国到北京理工大学联系、考察,1994年初他就回国了。不久,学校在美国购买的一台价值14万美元的国际一流科研设备——“加速量热仪”也到了重点实验室,使博士后工作如虎添翼。他就是我指导的第一名博士后,叫万兴中。

    1989年我36岁时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1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从1986年以来我总共培养硕士生9名,已毕业6人,从1990年以来共招博士生17名,有4人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现在我正在培养的博士生12名。通过许许多多的公平竞争,在—些基金的资助下,我和同事们目前承担着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属于学科前沿和高新技术的若干研究。目前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大大改善,我们还得到了世界银行125万美元的贷款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我的学科组已经在自己的专业和物理化学、爆炸力学、安全工程、环境科学等学科完成一系列科研项目。至今我已经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现在,我的科研组,正在以高水平的研究和教学,逐年改善和加强的工作、生活条件,热烈欢迎各地具有化学、力学、物理、数学等学科背景的青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在教师的岗位上已经工作12年了。12年来,我也经常遇到困难,受到挫拆。为了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我是从5个方面寻求奋斗的力量源泉的:1.从理想中汲取力量。我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导我要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的有志青年,这一直影响着我的成长。2.从理论思维中汲取力量。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帮助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3.在工作和社会实践中汲取力量。我就是在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实践中走向成熟、走向成功的。4.从知识中汲取力量。知识可以使人们成为具有坚强精神的、诚实的、正义的、有理性的人。知识就是力量。我深深地热爱我的科学研究,从中汲取了极大的力量。5. 从向先进学习中汲取力量。在我家乡的前辈、我父母亲、我的导师、我的领导、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先进人物身上,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是在所有这些人的影响下,走上工作岗位,逐渐实现我的科学梦的。

    以上讲的是我过去的科学梦。那么我现在的科学梦是什么?    

    我想用我导师的话引出我的梦。1986年,我国外的导师格雷教授得知我被晋升为副教授后十分高兴,他来信祝贺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好消息……中国科学的未来在你们这一代人手上。如果你们的国家能给你们提供必要的机会,那么更加令人难忘的时刻就在前头。”今年是1995年。10年来,我们的国家正是这样做的。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正在到来。我们的国家正在实现自己的科学梦。

    我体会到,一个青年的理想要和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合拍。

    我有两个美好的科学之梦。我想,按我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20年30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也许这些梦就逐步实现了。

     头一个梦:我们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一个诺贝尔奖,这是科学上声誉最高的奖励。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科技工作者能否得到这个奖。我想的是,有那么一天,在中国民间,也出现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奖,也许超过诺贝尔奖。我们要让国际上一流的科学家在中国领取中国人设立的奖,并以此为荣。通过这个方式,让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都来关心、参与和支持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第二个梦:关心科学研究基金。青年朋友们都知道,没有必要的科研经费,研究工作将一筹莫展。眼下从各种渠道来的研究经费都很少。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国家通过它资助了许许多多科技工作者。但毕竟还是有限。我向往着那么一天,中国由民间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资助科学研究的金额总量,超过相应的国家基金的总量。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怕中国的科学不是国际领先了。

    我愿和大家共勉,继续努力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之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科学报  1995-11-17  ,  1995-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