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6日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研修班上的讲话

  

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青年人的使命

 冯长根

 

    我很高兴来跟大家聊聊天,没能做很好的准备,要讲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的经历,有些不一定成熟,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或许对大家有所帮助。

    总的来讲,我有今天这样的机会,完全是改革开放给予的。改革开放20年,使人们越来越看清楚它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进步。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这种形势不太明朗,还带有好多不太确定的因素。经过这20年的共同努力,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对于年轻人成长所提供的机遇,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从我个人的成长来看,属于个人的东西其实并不太多,属于社会的东西还多一些。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我的确是因为改革开放这个机遇,把我推向了新的岗位,使我取得了新的、大家看到的一些成绩。1966年的时候,我上完初中一年级。学校停课了,初中二年级没有了,重新恢复学习是在1975。中间这么多年啊,我去过农村,也去过工厂。

    从现在纯粹教育学的观点来看,我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初等教育。1975年我进入了北京工业学院。75年以前,我在农村干了三年半,在工厂干了差不多有两年半。这个时期结束后,国家的政治形势整个就转过来了,要逐渐恢复高等教育。其实,我并不是最早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72年开始已经有人进入。

    那时候上大学,是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服务的,也没经过任何考试。但不管怎么说吧,它毕竟使我进入了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这么一个途径。我们一个班32人,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非常活跃。我们当时的水平很不齐,在大学一年级的班上,从高中毕业生,到初中毕业生,到小学毕业生都有。课程内容覆盖从初中、高中的水平到大学的水平,完了才能大致算得上一个正常水平,能够在工厂里当个技术员。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好多同学并没有能够胜任这个学习任务。多数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课没学好,将来到工作岗位再去学,当时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这么想的。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天真的,对大多数人来讲,这种想法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帮助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成长过程中,考虑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问题的时候,时间尺度不能太短了,不能只是三年、四年,你得考虑你终生的东西。我个人非常清楚的意识是什么呢?当时我考虑的时间并不是三年,是我三年以后要干什么,即使是技术员,我也得有长远的安排。

    技术员的岗位上也会有很多真才实学的东西需要你去掌握的,你要是滥竽充数是肯定不行的,我决不去当这种滥竽充数的技术员。甚至在农村的时候我也是想,也许我一辈子就在农村,农村又有什么不好呢?农村也是一个人生非常丰富的社会群体呀,好多人就是在农村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当时我离开农村是72年,19岁不到,我的思想也不那么复杂,我对农村没有害怕过。

    当然我后来还是离开了农村进了工厂。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上大学以前,先上了一个社会大学。从66年到75年这段时间,本来应该是在科学文化的海洋里面遨游,结果我们到社会上去遨游了一通,社会也给我上了很多课。

    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还是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至于将来定位在哪儿并不知道,在农村我就干好农村,在工厂我就干好工厂,上大学我就上好大学。但是有一条,就是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有用不是虚的。当我到了农村的时候,我非常清楚我还不是个有用的人,我正在学习么。当我到了工厂的时候,觉得更谈不上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工厂里那一套复杂了,学三年才能学出来啊。

  到了大学才发现,通向自由王国的钥匙实际上掌握在自己手里。尽管是个工农兵大学生,我马上能强烈地感觉出来,这个环境和工厂的环境已经不是一回事儿。工厂给我的感觉是现代化的知识,农村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农村的情况是必须要改变。农村非常艰苦,我们非常清楚艰苦到什么程度,不要说夏天那个热,冬天那个冷,下着大雪的时候你还得下田里去劳动。田里是刺骨的寒水呀,你可能就赤着脚在那儿劳动,可你也挺过来了。但是,我相信这种状况是要改变的。

    只有到了大学里,我觉得有一把钥匙摆在我面前。这个钥匙我能不能拿到呢?那就取决于我自己了。我出生在浙江绍兴,有好多好多对我产生影响的人物。像鲁迅、周恩来、秋瑾、王羲之、陆游、蔡元培等,所有这些人物对我影响都很大。

    到了大学以后很痛苦,因为好多东西你没学过,也没有基础。数学我是从一元二次方程开始,英语更不要说了,我A、B、C、D是从大学开始的。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有些同学就没坚持下来。没坚持下来就吃亏了。有些人,人是在课堂上,老师讲的话是在往耳朵里进,但是绝对没有往脑子里去,就这么个状态。英语课是这样,数学课也是这样,没有几堂课能上课。为什么?他只要有几堂课跟不上,他会全跟不上。但我还在上课,还在跟着走,走着趟着可能好了一点点。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所有工农兵大学生都是这么跑。

    有些人跑过来了,有一些人跑不过来,我是好不容易才跑过来的人。到7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实际水平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差一大截。拔乱反正以后,恢复了正规的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要考试才能进大学,同时又招收了一批研究生。当时还没毕业的时候,已经通知了,说今年国家要恢复研究生制度,要有一大批人去报考,就来开动员会,动员毕业班的学生去报考,我就是逮住了这个机会。

    当时我思想很简单,就是去试试看能不能考上。考上了,当然是自己的理想么。那么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呢?好多人是因为这个问题没回答好就不报考了,这是很奇怪的社会现象。他为什么没回答好呢?他说我万一考不上,别人说没有自知之明。甚至可能很难听的话就要出来了,他心里可能受不了这种可能的舆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跟人们对自己人生的安排,恐怕与他这个时间尺度不远有关。所以有时候讲,要有远大理想。远大,指的是时间尺度要长一点。你想啊,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和你那个可能的考不上难受了脸红了相比,这两者比起来哪个更重要?无论从社会、家庭、个人等等来讲,那都是对继续深造有好处的。

    当时我班上32个同学,我不算是最好的,就在我们班的这个水平上,有那么五、六个人是一流的,我现在都能扳得出来。我的特点是什么呢?每门课我都是认认真真地上课,我从来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上课时想别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断地做笔记,笔记做了很多,不断地解答例题呀,做练习呀,没有这些,我根本上不去啊。我的成绩达到什么水平,当时非常清楚,现在也非常清楚。数学算不错的,但不是最好的,还有三、四个人可能比我还要好。英语我可能也算可以,但也不是最好的,首先我有口音,有那么几个人比我还要好。化学也是这样。但是有一条,平均起来,我每门课都是在好的里头,虽然不是很冒尖。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看,觉得冯长根这个人并不是特别聪明,但他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一年级的时候,在老师的眼睛里,我就是一个从初中一年级来上大学的人。当时还有高中毕业的人来上大学,那水平当然就高多了。我们学A、B、C的时候,他可能就用不着再学A、B、C了。但是逐渐地这些老师就发现了,同学也发现了,有几个同学进校的时候不太好,但在慢慢地上升。但你怎么上升,也升不到顶尖的那一个,只是因为后来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以后,我有勇气报考了,其余的人没有报名。当时我也想过,你要考不上的话,一些闲言闲语总会有啊。它总要出来,那闲话就闲话吧。

    我觉得青年人要发展自己,还必须有一点唯物辩证法,有时候在小事情上就能体现一个人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我是什么辩证法呢?第一,我个人的进步是我自己的事,它跟哪个人说我闲话没有关系,他爱怎么说那是他的事。他说冯长根这样了那样了,你不用害怕;第二,你报考研究生是很好的事,考上考不上都可能出现,不用害怕。这是一个起码的辩证法。

  我在农村的时候,正好是学辩证法学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跟着学呀,我也爱看哲学书。也正是辩证法,帮着我在大学里判断复杂情况,给了我一个经验。当时困难很大,就是学习上的困难,我要补9年的东西呀,人家走了9年,我一两年就要补回来,这的确是困难很大。但后来想,辩证法最基本的思想是“事物总是要变化的”。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辩证法。认为我的情况是肯定要变化的,第一,我当时二十几岁,肯定要变得更加成熟,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第二,只要我努力,我肯定会掌握更多的东西。

    事物总是要变化的,这句话的力量很强。大家都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哲学、辩证法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当时给我顶住的也就是这个。困为你跟长跑的运动员一样,他跑马拉松,当到了中间偏后那一段,有那么十来分钟啊,是几乎就可以让你认为再跑下去就要死了的那种感觉,但你要顶住了的话,后面你又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又很正常了,又来一种劲了,你就能坚持下去,长跑运动员就谈到这个体会。学习也是这样,就是有段时间你都觉得不可能再顶下去了,已经跟不上了,完全跟不上了。一个是身体状况跟不上,二是大脑几乎停止运动了,大脑不思考问题了。可能一天中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或者在一段时期中出现几天这样的情况。

    我们搞科研有时也会这样,有一个困难,把你折磨得似乎是无可救药了,后来突然之间柳暗花明,找到一个方法,能顶得过去,后面又顺利了。我在大学里就这么过来的。这就是我的第二个体会,就是说要学一点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78年我报名考上了,我们整个学校一共考上3个工农兵大学生。报名的人多,但只考上了3 个人,我是其中一个。

    我是第一批被录取的,我们学校总共录取了30多个人,3 个以外都是外来的,实际上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又来了一个难题,也不叫难题,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就出现了。就是我们国家要恢复对外开放,要派留学生。那么谁能出去呢?说先从考上的人里面来挑,挑出来后还得考试。说大概在三、四个月以后就要考试。就通知你,就是说从30多个被录取的人当中挑了十来个,你是这十来个人里头的,你也去考试,考上就可以出国。就是这三、四个月进行突击,也还真的给突击上去了。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都没做,放假后,人家都去玩,我就没玩。大热天就在教室里头听录音机,反来复去地听,也想了一些办法。

     我要讲的第三个体会,就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发展自己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掌握基本的英语对话,我当时想出来一个办法,也是死办法。当时,听英语900句是最流行的英语课,我采用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跟打仗一样,我攻下一个碉堡,就要把这个碉堡给守住,然后再攻第二个碉堡,守住以后再攻第三个碉堡。英语也是这样。我从WHAN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开始听。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什么什么。就是头上10 句,我头一天也就听头上10句。开始的时候听英语就跟听打机关枪一样,听得时间长了呢,就发现不是机关枪了,就跟打手枪一样了,有间断了,头10句听会了,第二批我要听下个10 句,当时没有什么更复杂的录音机,就得从头一句开始听。我就是有这个耐性。我想,我听第二个10句的时候,头一个10句还得听一遍,而且每回顾一次就得听一遍。我这个人不怕烦,在学习上不怕烦,在大学里就养成这个习惯了。以后,第三个10句的时候,你要一、二、三个10句都要听。最后我大概也就是学了五、六十句。也许还多一点。也可以说,我听的大概有一百多、二百多了,就带来这么个好处,就是前面50句都是滚瓜烂熟了。我就用这么一个非常笨的办法。你笨鸟吗就要用笨的办法。后来就因为这个帮了忙了。

    那么,我要说的掌握科学方法是告诉大家,搞科学研究,不要忘了你的设计要素里头有一个方法的问题。要用一些科学的方法,不光是研究上要用方法,你人生的道路也要有一定的方法,学一点方法学的东西。我不光是学英文单词,那时候还记笔记,做英文卡片,我几乎把英语的语法都分类整理了一遍,制成表格,就象我们现在统计表那样。我把英语的语法书翻译成我的统计表格。比如说有关主语的语法有多少个,有关不定动词的有多少个,做成表格。表格容易记呀,你记住一个什么要点,你把这张表上的内容就全记住了。

    数学也是这样,我把导数的推导都写出来,整理成表格进行复习,我并不光是抄。有些人的笔记都是抄的。我上课的笔记也是不完整的, 但下课后我在那儿整理表格。我现在搞科研也习惯于不行了就整理成一个表格,思路就清楚了。表格它总有一个表格的主题呀。记住这是导数的什么,那是微积分的什么,那是微分方程的什么,这样,我把数学的要点也都记住了。现在这些表格还都在我手上。我没有丢掉。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要用呢?

    回顾我的历史,当时就是采用了一些方法。后来我就出国了。但成绩不好,口语是2,语法大概是4分的样子吧,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我的成绩还是算可以了。要不第二年我就出不去了。历史就是这样,我大胆,胆子大了就上去了。胆子小的,好多同学说明年再考,打算得很好。但是他忘了,社会的发展是很快的。特别是现在,你们看电脑的更新换代,快得一蹋糊涂。

    人才的出现也是快得很。因为我们国家大啊,人才多啊!好多人才在不断地上来。你只要稍微一不注意,别的人才就超过你了。现在30岁左右的肯定超过我45岁的。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只能是把全部智慧再用起来,保持不要停,不要停止才能前进。

    那时也是这样,第二年考试就不行了。有好多同学说,我今年不考,我明年考,我们班上的同学,第二年考从来没有过考上的。后来一看那形势,一分析,他也知道了,不用他去考了,因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速度是很快的。十年耽误了的人才很多,但反过来,我们这个国家的力量是很大的,国家培养人才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这个形势要求用辩证法从动态的角度去看问题。你不能说人家静止了,只有你在那儿进步,那你永远是最好的。其实人家进步比你可能还要快,因为人家的生命力可能比你还强。年轻人跑都跑得比你快,他的精神状态、物质状态比你强啊!

    当时我考上后非常高兴,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我到了国外也是这,你去学习呀,不要光考虑眼前。要考虑回国以后干什么事。我在国外呆了四年,79年10月份出去,83年12月回来。出去的头三、四个月学语言,回来以前二、三个月,准备博士论文答辩,去头去尾,大概也就是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也是历史给我的机会了。当时,我们国家刚刚恢复博士学位制度,博士学位对年轻人来讲就非常重要。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在国外拿了个学位回来。

    你看,我上研究生是改革开放给我的机会,出国是改革开放给我的机会,我拿到了一个学位,也是改革开放给我的机会。我在国外的时候搞科研,学习了一套管理的方法,就是说我回到国内以后,不会永远是一个人干活,肯定要带一批人。

    我那时候既不属于北京理工大学,也不属于其它哪个大学,所以回来的时候可以挑任何一个单位,当然后来我还是挑了我原来学过的学校,原来学过的那个专业。实事求是地考虑,如果我是一个“聪明”的人,按照流行的说法,似乎应该转一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不是“流行”的专业呀,我在国外学的是物理化学,是基础性的东西,已经有点脱离了原来的专业了。我回来以后又回到这儿来了,是因为觉得身上的专业优势。

     你想,假设我要搞计算机,那我还得重新再学计算机,搞医学,那更是难上加难,更不可能的了,想去当小说家几乎是100%不可能的事,那我还得上大学重新开始。我最有优势,最能发挥我长处的,还是这个专业。我也当然可以在物理化学这个专业上继续往下干,但我觉得,专业的具体内容,的确是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无可否认。如果是一个高新技术专业,你个人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无可否认。

     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因素里头,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回到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我并没有失去专业选择的机会。我至少可以去物理化学的专业,到一个人们认为更好的专业去落户。我又回到这个专业,为什么?我并没有考虑这个机会丢掉了,考虑的是我有很多优势。我到了这个地方,优势比另外的专业要好。第一,所有的老师都是我的老师,我马上就融进了一个原来熟悉的环境;第二,我在这里已经上过三年,还有一年的研究生,那么我科学技术上的优势,肯定比换一个专业要好一点;第三,我做的博士论文,也并不是跟我这个专业毫无关系,是个基础的东西,我们专业原来没有这个基础,我把它搬过来了,这是我的优势。我成为这个专业里第一个系统地研究机理的人。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我把它和我的专业结合起来,肯定能有所发展。还有好多,我现在还没有明白过来的好处。

    当然也有不利的地方,也有不太合适的地方。终归是有利有弊么。那怎么办呢?年轻人必须把优势的地方发挥起来,不利的地方给它避开。避开的做法就是不要去操那些心,不该操心的地方我不操心,我不去操心工资有多高,房子有多好,这些我没问过。我从国外回来第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60多块钱,或70块钱,住的是12 平方米的筒子楼。也许大家想都不可想象,但是当时就是这样,那已经是照顾我了。工资是国家规定的,就那么多,你不可能想出别的数来,当时的生活水平也就够了。

    我的思想还挺朴素的,就是说我必须回来,我习惯于在这儿干,我是中国人么,我出去本来就是打算要回来的,回来才有我的用武之地么。回来是应该的,而且是没有什么道理要讲的。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回来?似乎有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存在。应该是反过来,你为什么不回来?可是他没回来的人你问不着啊,所以老问回来的人。非要问你为什么要回来,回来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道理要讲!我从这儿出去回到这儿来,这不是正常的吗?当然,也有风言风语,说这说那的都有。我刚才说了,你考不上研究生怕人家说,现在就是有风言风语。风言风语么,这个世界那么大,总是应该有的么。有的说了,冯长根从国外回来了,是因为他在国外练不下去了。有没有道理?看起来也有道理呀,呆不下去了你才回来啊。这种情况有没有啊?国外留学生中间就有这么想的,这小子肯定是什么也干不下去了,被赶回来了。当然,这种话你最好不要理会他,你理会他你难受死了。我好歹回来了,你还说我是干不下去了,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

    当时的情况,回来是绝大部分,不回来是1%。那1%为什么不回来?就刚才我说了,你应该问他为什么不回来?不要问别人为什么回来。他为什么不回来?很简单,就是我们文化大革命对待他,对待他的家属太过份了,他母亲死了,父亲也死了,他自己还回来干吗?这里面也许一百个人里有那么一个,这是1983年的情况。那你说我为什么不回来?

     我没有理由不回来呀。那么,我回来,说实在的还真不是我思想好,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那能忘本呢?忘本的人是没有发展的。我是怎么走过来的,从农村到工厂、到学校,光靠我个人不行的,我个人哪儿有那么多钱呀,是国家给的钱。我得报答国家。绍兴人别的不讲,就讲精忠报国。岳飞的墓不就在杭州吗?精忠报国,从小就听说的。你说我真的在国外干不下去吗?要说干不下去了,也算是啊,你毕业了还干下去干吗?你就找个工作,我一找就找到国内来了,这正常啊。我导师听说我要回去,他很惋惜。但是惋惜是惋惜,那是客气话,他也管不了我多少,你该到哪儿去,所有学生都是自己找工作,也不是导师帮忙。

    而且我开始到我导师那儿去,我是从另外一系转到到这个系去,我死活要到这个系去学。人家问了,说你为什么要到我这个系来?开始要我到能源与燃料系,我想了半天,去那儿就相当于换了一个专业,我重新学,可能我没那么聪明,就跑到物理化学系。物理化学系正好也搞热爆炸,热爆炸是基础理论,这个基础理论咱们国内没人干,而且非常基础。我就跟他说,现在是国家派我出来的,我们那儿老师希望我学这个,我一个年轻人也想不出更多的理由来,那我就得学这个。人家听了我半天,觉得很有道理。是啊,你以前的老师让你学这个,你现在是个学生,也不知道更多的道理在哪儿。最后就同意了,就收我到物理化学系来。

    而且,我说这还不是主要的理由,我主要的理由是要来读博士生。你同意我到你那儿攻读博士学位我才来,你要不同意,我还得换,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因为我们国家出钱那总要有条件么,我的条件就是要得一个学位么。人家也通情达理,说那行啊,你不是从中国来的吗?那我们先考你一下吧,那就考吧,所以被收下的时候 ,我又考试了一下。他给我出了几个题目,让我做一做,了解一下,你既然要学这个专业,你究竟有什么基础。他也并不是说入学考试,就说了解我一下。最后的结果他就没意见了,就收下我了。同意他作为导师,搞这方面的课题。

    我就这样开始学了。三年时间,我发表19篇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当年的最佳博士论文。这是我导师给我推荐的。它不叫最佳论文,反正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名称吧。一个奖。当时我已经回国了,他写信告诉我你得了这个奖。我写信去问,你这个奖是什么意思?它是个人名的奖,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含意。这个奖啊,就是说,你是这一年的最佳物理化学博士论文。我当然挺高兴的。

    我是不是干不下去才回国的就不说了,反正回国报答国家这是应该的,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这么想,而且我刚才说了,考虑的尺度要长一点。我们现在搞教学,也是终生教学,终生教育,就是说离开大学还得学习。我现在是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的副主席,这个国际继续工程教育是个终生教育的概念。国家人事部要让我到国际上去当这个副主席。它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三个执委。我们国家是发起国,第一届副主席是路甬祥院士,现在的中科院院长,他当了一届副主席。后来是武钢的总工程师张寿榕院士当了两届。后来要换一个年轻的,人事部就选上了我去竞争。

  我是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的副理事长。有一次人家来征求我的意见,说我们协会要换领导了,要换年轻一点,换一些专家,说你年轻一点,还是个专家,说你愿不愿意当我们的领导。其实这不是我的专业,我说人事部还挺重视这件事,那我就当吧。这是一、两年以前的事了,我就写了封信,我说只要你们会议不是太多,我就可以来参加。我以为就当个理事什么的,理事么,有时候开会,有时候不一定开会,不象本职工作我必须完成。后来就选上我了,没想到选上的是个副理事长,而且年轻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北大的副校长陈章良教授,两个年轻一点的副理事长。没想到,过了一年又来跟我商量,说我们必须要到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去争这个副主席,国家的目标不争主席,争副主席,必须年轻,并且人家希望要专家、教授一类的人,正好又选上我了,说你帮我们去竞争。我说你们那么重视我,那我就去竞争吧。

  话说回来,我不搞这个专业 ,现在没办法了,多少还得学一点这个专业了。我搞的是专业性的教育,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博士后。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们现在的工程技术教育都是终生教育。我们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尺度还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你想的是这一辈子的事,你的力量就不一样。我做任何事,都不是为了眼下这件事,现在的经商也一样,对于顾客,你不要只考虑他这一次是不是来买我的东西,你要考虑很可能这个顾客就是一个终生的顾客,所以要保持信誉。你如果只考虑今天先把你的钱骗到我的口袋,明天我就不管了,那这样的商场肯定是办不下去的。你只能骗一次,不会回过头来再让你骗。

  所以呢,我从终生这个角度考虑的时候,就回到了国内。 我非常清楚,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力量非常有限。83年的时候,我就是单枪匹马一个人。我在国外搞了点科研,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得到了一个学位。我回来后胆子还是挺大的,但我并不知道,会象今天这样让我又带博士后,又给我这个荣誉那个荣誉。那个时候我没考虑过这个,你是不知道的,因为都是未知数,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有一个望远镜,我先把三年以后就要当教授看出来了,完了我赶紧就回来,看不出来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看,没有这个望远镜啊。它只有一种判断,这个判断来源于你对自己的安排,来源于你的信心,来源于好多具体的机遇。你把这些机遇逮着了,你可能就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也许是两个人,尤其是你和你的同事或朋友,由于某种原因他可能逮着机遇上去了,你也不要后悔,你的机遇可能在别的时候就来了。我们现在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同一个起跑线,但突然有一个机会那个同志上去了。社会吗,它是活的呀。你不要去妒忌他,也不要看他上去了你就灰心丧气,不存在这个情况。除非只有一个职位,本来应该你去的,结果他去了,当然你后悔。但实际上你的机遇可能在别的地方。

    我想,做一个比较朴素的人发展会快一点。我就把所有复杂的看得比较简单一点,不去想那些复杂的事。什么勾心斗角,这样那样,我都避开,人家说风言风语我也不管。在大学里有风言风语,在农村里,那多了,农村、工厂,有说我好的,有说我不好的,有真心真意说我好的,有假心假意说我好的,有真说我坏的,有说我的确干得不怎么样的,那都有啊。自己干自己的事,避开这种消耗你精力的地方,一心一意地做科研。

    实际上我83年回来,年底正式工作,84年没什么起色。为什么没有起色呢?所有的科研项目老同志已经都安排好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没什么科研项目。那时候还不象现在这样渠道多啊,这个基金那个基金,这个科研项目那个科研项目,这个计划那个计划,那时都没有。那时候正在起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刚刚开始。但是有一点,有一批博士生已经回来了,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说起来还是挺惭愧的,那时候,是宣传别的同志多,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后来,报纸上第一次宣传我,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学校政策研究室有一位同志,第一次上报是他给我写的,是写给上级的,不是写给报纸的,没有他第一篇文章,报纸上也不会去登啊。第一篇只是把我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回国了,干得还可以。因为虽然我没有科研题目,科研还在干,我开始干的是基础课题,不要花很多的钱,但后来就不行了。84年实际上是我博士生课题的继续,我只是换了个国家,从英国啪地一下搬到中国来了,但是科研还一模一样在干。他给我写了个材料,报给学校的上级单位,他们通报表扬了我,后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这个通报,这是第一次宣传我。

    84年没有起色,85年的时候有一点起色了,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都比较讲究实际,因为84年我一方面搞课题,一方面承担了很多具体的课,当时我上的课就有4门,困难多一点的课,或者是新的课,我能上的都上。那时候是我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我30岁呀,我心想,多上几门课有什么了不起的。上了三、四门课,还要教人家口语,我们教研室的青年人、中年人要想学口语,那时候学口语成风啊。我一礼拜上一次,给他们讲。有段时间我上课用口语讲,后来发现用口语讲不行,学生老跟你过不去。说,唉呀冯老师啊,你最好是说一遍中文再说一遍英文。最后又说,冯老师啊,你最好用英文写,说就用中文说。再到最后就说你还是用中文吧,又回去了。就是一开始我雄心勃勃的,全用英文,按说这个想法是很好的,提高大家的英文水平,可是学生们难受啊,听不懂了,他跟不上了。我也知道难,我现在可以听了可以说了,但刚到英国的时候也是听不懂啊,这不是一样的吗,所以也能理解 。

    我回来以后上了好多课,另外我国内的导师生病了,我就把她的课也接过来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对我发展有利的小环境,周围人就觉得我不错。我回来不是拿着洋人的口气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刚刚从国外回来,人家就害怕我来这一套么。有一些在国外待了三、四年,回来以后拿着洋人的口气,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没有国外好,那个没有国外先进。事实上,的确国外要比我们好一点,但这个话不能老说,你老说了,你就是个假洋鬼子了么,假洋鬼子,中国人最恨。因为你是自己人,你还老替洋鬼子说话。我应该了解中国国情,所以我就把这个小环境弄好了,人家对我就没有戒心了。开始总会有戒心,因为我出过国,留过洋,在年龄上又年轻。总有人害怕碰上一个到处都是刺,不干活,净是说别人不好的人,你要碰上这样一个人你也棘手 。那我要碰上这样一个人我也要想想怎么与他相处,现在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啊。你必须融到当时的环境里去,这并不是说不考虑自己的发展了,不是没有理想了,我还是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回来了,在有限的情况下干得更好一些。

    我一步步地干,就跟打仗一样,你打仗就要做很多准备么,兵力要准备、武器弹药要准备、后勤要准备、打仗的方案要准备,要把兵力布置好。那我心想,这跟打仗一样,我也不可能回国了,马上一个大的仗就可以打了。我没学过打仗,但是我非常清楚,有好多事,你要不提前准备就达不到目的。我的目的不就是要发展吗,科学技术上多出论文,多出著作,多有科研成果。现在呢,多出论文可以做的到了,我在国外就有19篇论文发表了,我非常清楚怎么做。要培养学生我也非常清楚了,因为我在国外就被培养了一通。可是做科研还不行,因为那个科研不是我的科研,是我导师的科研,它的整个过程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缺陷。所以回来以后,84年、85年慢慢在那儿琢磨题目啊。我不能认为博士生毕业就到头了,老百姓说你博士学位已经有了,你的水平已经够高了,那老百姓可以这么说,但搞科学技术,你只是拿了个学位不等于什么东西,你还得往前走。

    我83年回国,86年提的副教授,33岁。这并没有现在年轻人提得早,现在二十八、九岁,三十来岁的不少。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比较年轻的。因为当时够条件的年轻人还不太多。我是89年提的正教授,36岁,90年报的博士生导师,真正批下来的时候已经91年了。大概也是90年,报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我真正得的第一个奖,是利兹大学那个最佳物理化学博士论文奖。马泰效应啊,你只要得过一个奖,那后面一个奖一个奖接着都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你在这个效应面前要是弄不清楚,很可能就停止不前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奖是一回事,自己工作当中的困难该有照样还有。该克服困难还得克服困难。当然这个奖也挺好的,对年轻人的确起很大的作用。作为个人来讲,要正确认识,作为国家来讲,这个奖都是呼吁半天才出来的。千呼万唤,唤出来了对年轻人的各种各样的奖励,各种各样的计划,各种各样的基金,没有这些,哪有这一大片人出来呀?奖的目的就是承认你的工作,这一点是很好的。承认你的工作,让你脱颖而出么。否则的话,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的奖,现在的情况肯定不一样的。当时我回国,参加这样那样的座谈会,许多人呼吁包括领导干部。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并不是一、两人想就能弄成这么个社会。十年动荡以后,社会上留下了一些东西,一下子变不掉的。怎么办呢?那要采取措施,这是其中一个措施。

    大家能看出来在我讲的过程中间,已经谈到了好几个措施。出国、恢复正常的研究生制度、高级职称、学位制,各种各样的奖励,这些都是我们国家从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措施。因为有了这些措施,一大批年轻人就上来了。特别是破格提拔副教授、教授,一大批就上来了。但话要说回来,措施是措施,这是整个国家的宏观措施,对具体的个人来讲,还要利用好这些措施 。譬如说,给了我副教授的时候,我就只能是带硕士生,我真正全力以赴带硕士生大概也就两 、三年时间 。紧接着我就是博士生导师了,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带了。慢慢地硕士生身上放的注意力就小了,我主要的注意力就在博士生上了,因为博士生要求很高呀。我现在这个学科组,有30多个人,现在的专业已经没有那么窄了,拓宽了。我学的是物理化学,我们一个硕士点是物理化学,原来博士点我还搞,还有题目。当然都是一些高新技术的题目,有些题目也是非常前沿的。我们搞化学混沌了、振荡了,这是些非常前沿的东西。最近还搞水资源,还搞汽车尾气的催化净化,消除污染最好的措施就是在它排出来以后,在消音器那个部位里装上一个催化净化器,把有害的气体转化成无害气体。这过程是化学反应。大家可能知道,社会上已经有这样的半成品,但不是很过关。国外的产品过关,但它的资源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想办法结合自己的国情。

    我现在的学科是30多个人,连我在内老师有7位,其中有两位已经是副教授了,都是我培养的人,还有几位是博士毕业留校,除了一位工程师以外,其他都是博士生毕业。带了3个博士后,还有19个博士生,有4个硕士生,共30多个人。我怎么来培养博士生呢?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组力量很强,不是83年回来那会儿了。这个组还是比较协调的,我要指挥30多个人,就要想出很多方针方法。现在已经毕业的博士生16位,答辩完了,走了。

    我毕业的博士生有个特点,现在都留在国内了。是不是他们就不想出国,或者说我死活不让他们出国,或者说他们实在不够出国的条件?不是这样。刚才在路上咱们的干事跟我聊天,讲起来,他说,你是不是很支持你的博士生到国外去学习?我回答我很支持的。至少是我的学科组的老师里头,有三人次在最近两年出过国。都是短期的,长的一个月,短的半个月,那是我学科组想办法给他出去。大家知道,30多个人都要出国是承担不起的,出一次国3万元人民币。我的科研经费很有限,当然也有国家重点攻关的,但是咱们国家钱少啊,重点攻关的,3年给了你10来万块钱。我有过钱多的,都已经完成了。

    既然咱们出不去,咱们就在国内开国际会议,你出国不也是要参加国际会议吗。我们现在这个群体,非常注意怎么样增强跟国外的交流,就是开国际会议。以便进入一个国际性的舞台。国际会议也没有那么神秘。87年开第一次国际会议,我就在那儿参与。87年我刚回来不久,英语又好。91年第二次,95年第三次,完了以后我就想,有了三次经验积累,我就想试一试每年开一次怎么样?所以96年、97 年、98年我们每年开一次。而且就是我这个学科组在那儿筹办。毕竟我的时间还是有限的,就是我那些博士生在那儿帮我办。不用害怕吗。我不知道对方来参加会议的人是谁,就到处想办法找,请人推荐。到刊物上去找,打电话直接联系,发信。96年、97年开得都非常成功。97年香港回归,深圳又离香港近,所以来的人就相对多一点。后来说啊,我们还搞安全啊。所以今年在北京 ,10月7号到11号。我们开了国际安全科学与技术的研讨会。反映也挺好。

    它给我带来很多好处。什么好处?第一,给我们的博士生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通过这一件事,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训练,你总不能跟外国人讲中文吧,你要跟对方联系总得想办法吧,要把国际会议开起来,要处理好多事;第二,它使得我这个学科组不是一盘散沙。大家都知道搞科研讲究独立的创新能力,这就很容易是一盘散沙,稍不注意,你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组,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而这样大家都围绕一件事来做,凝聚力提高了,而且大家心情非常舒畅,虽然很累。我们开一个国际会议要经过一年的准备,我们明年还要开。这个招的确不错,它也训练了学生的组织工作的能力,对外交流的能力,跟很多外国专家、国内专家打交道、学会打交道了。很多学生他不会打交道。要么就是打不到鼓点上,人家对你的评价就不一样。

    我再讲另外一个事。接我的路上你们干事还问:你那么多兼职,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怎么指挥你的这么一个组?我跟大家说,我有一个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职位,但不是中国科协日常运行中的人员。那是书记处的事,书记处有5位书记,主席、副主席有10多个人,主席是周光召院士,但他也不运行。重大事我们集体办公会讨论,有些事周光召主席他就可以决定。我不是行政领导干部,我还是个学者,只是以学者的身份参加这些工作。我也是北京市委的委员。刚才我也介绍了,我进了好多组织,但它们都是兼职。一兼,就不是我的日常业务了。但是毕竟有一些活动要参加。怎么处理呢?好多人都问我,也很关心,就是你是不是还有时间搞科研?那么,我可以回答得很复杂,也可以回答得很简单,简单讲就是:我上班还是在学校。咱们的干事来找我,到我的办公室,我的实验室找就找到了。我还是在搞实验的地方。

    但是,这里有些情况不一样。我实际上是在什么层次上搞科研的?在有些课题上我不是那个开开关的人,做样品的人。开开关做样品,那是工程师和学生的事,搞科研有好多因素,我是在承担着科研的其它一些因素。举例来讲,我要负责把钱去弄来,经费问题要解决,得去想办法。我要协调实验设备问题,没有设备也做不了实验。我要解决这些硬件问题。我们做科研的离不开一个很好的方案,科学技术研究不能瞎打瞎来,你总是有计划,有个技术路线,你总得有一个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内容。象这些怎么来定呢?这些事情主要拍板的就是导师的事了。找一些人来先一起商量,或先委托人写出个稿,我们再来讨论。有了钱,有了硬件,有了方案还有什么呢?有时候一个博士生也不行,还得协调人。可能要两个博士生,可能还得加上个硕士生等等 ,就是配备人员。第五个是什么呢?是你必须掌握这个进展和进展有关的协调工作。当然,好多情况下我跟博士生说,你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个方向,我跟你说完了,我就不管了,我大多数就是说这句话。是不是真不管了呢?不是不管了,开关要他自己去开,仪器坏了你去修,那个仪器要开起来,这个线你去接。肯定不是我去接了。他去做样品,做记录,做整理。可能有好多博士生也在想,说冯老师你什么都不干,怎么能说是你的工作啊?你再给他分析他就觉得有道理了,你科研不光是开关啊。开关是科研很重要的工作,得有人执行么。可这么多工作并不都是博士生能胜任的,掌握进度就要协调很多工作,哪一个环节没弄好,那么这个博士论文或说这个科研题目是完不成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有的课题,不象我刚回来的那一年,我自己写篇论文就写出来了,计算机上计算就完了。

    我回国的头一年,把国外的结果总结总结还有好多东西可以干可以写,李政道教授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一个好的博士生课题,在毕业以后,如果他不改变方向,那么在五年内,他保证仍然是领先的,我非常赞成这句话,这涉及到博士论文的选题、方案的问题。实际也是这样,我的博士生课题,使我保持5年领先也不止了,在毕业头5年肯定是领先的。在这5年当中我发展了另外的方向,另外的思路出来了,我发展得较快。

    现在我的课题你们能看出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很宽。发展很宽是因为我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咱们改革开放条件下一个一个都得到了满足。比如说我没有人,我突然之间就评上了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最大的特点不就是带博士生吗?博士生不就是人才吗?国务院批准我是博士生导师以后,我的想法就是一个,就是我多带一点博士生。有些老同志认为要不就不带,要带,必须是很优秀的博士生才带,要带就要带好的,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思想了。我呢跟他不一样,就是要多带。在带的过程中,可能发现一些问题。我也不能一开始就分辨出张三一定好,李四就一定差。来了以后,结果发现张三李四都不错。开始判断的时候呢,可能是张三好一点,李四差一点。那么我的观点,差了一点,如果通过攻读博士学位的培养还能给他带起来,那我就收,如果说学校让我带那我就带。

    多带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我现在年轻,我思想上作好准备,带任何一个博士生,他优秀也好,不很优秀也好,优秀的我省劲,不很优秀的我舍得花力气,把他引导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也许我本身的想法不合适,那咱们再来商量。反正我也年轻,你也年轻,反正是要培养博士生。到最后毕业出来必须符合条件;第二,我有一个意识,就是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都会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要逮住它。什么转变?上面我说的抓住机遇都是被动的,大学要招生我去争取,又允许出国我也去争取,完了呢,提职了,我去申请,这都不是我能左右的,你必须符合它的条件,才能把机遇都逮着了。你不符合它的条件机遇就逮不着,这是被动的。当我成了博士生导师的时候,这个机遇是我去创造的,我是主动方,我去创造好多机遇,我本身就是个创造机遇的人。我逮着机遇的主动性比以前作学生的时候要有利得多了,强得多了。所以,我必须意识到这个转变。所以一定不要使自己只是被动地等待机遇,我们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就是说要有创新的意识。

    我在带博士生上,我只是在做“实验”,就是在看,我个人究竟能带多少个博士生。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作为管理人员,比如说你是总经理,你总不可能管一大片人,你底下还有副总经理,这是最直接的一级,一般总经理可以管几个副总经理?那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最合适的是四、五个,大概七、八个还可以。再多以后,就影响工作的,这里有个极限的,叫做管理极限。原来我也想,同时带的博士生究竟有没有极限,我不可能无限止地扩大。现在是比较多的时候了,我今年招博士生有6、7个吧。但话要说回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年级的主要在上课,我不用花心思,只大概给他定下来往哪个方向发展。二年级的他已经在做课题了,我只要给他动力,解决他的问题。刚才我说了,好多因素给他解决了。如果给他解决了这些因素,钱,设备啊,他毕竟是个博士生,硕士生,是经过一定训练的,他绝对不是无能的人啊。你要相信他有优势,发挥他的优势。到三年级了,三年级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了。他要出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来,所以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我跟他谈的就不一样。所以你这么一想呢,就是说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要从被动地等待机遇,到主动地去创造机遇、利用机遇。特别是利用当前的知识经济的机遇。

    博士和博士后,在我们学历层次上他是最高的了,他身上实际上就代表了某种知识经济的萌芽,他身上体现的就是知识,高层次的人才么。我培养的毕竟不是小学生,我可以培养100个小学生,但是100个小学生绝对换不成我培养十来个博士生。所以我一开始当博士生导师,就想下决心尽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多带几个博士生,积累经验。当然了,有的博士生来得早一点,有的来得晚一点,有的人可能反应快,我跟他商量一件事他马上就有反应了。有的人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还得第二次提醒他,他才意识到。有的时候呢,你不找他的时候,他老在你面前。你要找他时又找不到。那我要想办法弄出一套机制,来让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用到科研上去。在科研中间,又要把他原来的优势发挥出来。这个好象是我在做具体科学研究的同时,在研究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怎么指挥人,怎么协调我与学生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去利用这么一个很强的高层次的群体去创造好多机遇。实际上我也正在这么做。

    当然我们在科学技术上要出成果,这是首要的。好象打仗一样,我说我的部队再好,没打仗,或者打仗不出色,自己怎么说也不算。但是我要打仗打得很硬,我平时就要把部队弄得很好。就象今年抗洪那样,那多好。我的博士生也是这样,不但要有好的科研题目、成果、文章,我还要让人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集体是有活力、有生命力、有凝聚力的。这不是说着玩的,人们看过了就自己去得结论,这个学科组它是否的确有活力。那怎么办呢?就是做实验。做“实验”的结果不就达到这个目的了吗?当然这个“实验”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实验”。其实不是实验,就是我在琢磨应该怎么管理,应该怎么跟学生交朋友。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也年轻呀。我有时候跟学生出去,可以说学生跟老师分不出来,有的学生长得跟我也差不多一样大,有的还比我大。要不介绍,人家也不知道他是导师,还是学生 。我跟学生年龄差异小,我们思想方法差不多;第二个优势是我是导师了,他肯定听我的话。但这也要适当,不能说因为他听我的话,我就不讲道理,不能没有道理我也要让他听。那么我怎么办呢?其实我也很简单,一个决窍,就是我始终把我周围的人, 硕士生、博士生都作为同事来对待。真的,我介绍的时候也这么说,这是某某某,他是我一起搞科研的同事,他现在在念博士学位。这样他信心就足了,因为博士么,大家想想,没有学位制的时候 ,这些博士可不就是同事么?他留在学校了他就是老师呀,而且干的工作可能还不比你少。你想一想这些博士生前些年不都是挺能干的吗?能干的才能来上博士生啊。也有一些一直做学生 ,书生气很重。我本身就是书生气很重。可是还有比我更重的。那我就告诉他,搞科研要有书生气,但人与人之间不能有书生气,该有书生气的时候还得有,但是得看场合 ,我们做学问的不能来市场那一套,做学问一是一、二是二。但是你真进入市场经济还得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不能书生气太足。

    因为我对我的学生都是作为好同事来对待,而且实际在运行过程中,他能感觉到我的确是把他们当同事看。话又说回来,你的科研、你的博士论文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是学生 ,但是他又是同事。你给他一定的定位,你不要老定位他在学生上,老指责他你这个学得不好,那个学得不好,他就没有自尊心,没有信心了。如反过来你老说你就跟我是同样的,我冯老师是一个科研人员,你也是个科研人员,我搞这个研究,你跟着我一起在搞这个研究,你不是学生,你是博士生,是个搞研究的人,是个高层次的人才,他信心就上来了。另外呢,不但是信心足了,他的优势也全发挥出来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优势,有的人就特别善于处理关系,有的特别善于处理科研中间的那些困难问题,如果要别人来克服,可能要花上两、三天,好几天,或者找不到方法,所以这个决窍很简单。

    到现在为止呢,我的思想就是要多带几个博士生,所以就是多带了几个。当然是在学校政策可以的情况下我多带,其实开始我也就带一个,我90年,91年,92年都是只一个。因为学校规定只能带一个,刚当博士生导师。后来有一次学校说要扩大规模,突然告诉我们说多带几个也没问题,学校可以给你调剂一下,这样我就带了三、四个,后来慢慢就多了。有些同志也是不理解,说他怎么可以带那么多?他不知道我是逐渐积累的。我今年多了两、三个,明年又多了两、三个,它积累起来不就多了。但话又说回来,我还得请好多人帮忙,并不是我一个人带。我虽然是学生多,但是我还委托人带呢。当然到最后答辩的时候,他的质量我还得看一看,在中间我还得检查一下,另外他的方案什么的我们还得一起弄,但是日常我就不用管了。这样一来,不是达到我的想法了吗?

    多带几个学生,积累经验,这也是一种经验,因为我要跟各个单位的领导、导师打交道,也要跟学生打交道,这是我为什么能多带几个学生的原因。当然学校对我的支持也在里面,至少我要扩大几个名额它同意,它把指标给我了。我已经毕业了16个,现在有19个,总共就带了35个人了,这就是我对国家的贡献,尽可能把他们的论文做得漂亮一点,做成优秀论文。这个就讲到这儿。

    我下面想要说的是刚才提到一个体会,青年科技工作者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要自己去创造机遇。这个体会不一定很成熟。创造机遇呀,不是说自己把自己封为教授、副教授,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注意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注意分析社会发展的形势,注意把自己的特长和形势结合起来,这叫创造机遇。里面的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一定要有创新的意识。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报纸里成天在说创新,在报纸没说以前,我们也是这么说的。什么叫创新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种志向,就是我绝对要做出自己的成果来,我要有自己的一套。我不去重复人家,在人家后面爬。就是说,在一个具体项目上,人家外国是这么干的,我也这么干 。或者说外国人干了这个,我也干这个,这叫跟着别人爬。我想说得是,在方方面面可以体现出创新来,我谈一点我的体会。

    第一,在科学研究的深度上,创新的主动权是在你身上。譬如说我搞热爆炸理论的研究,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包括在国外的导师,说你应该干到什么程度,干到什么程度全是在我自己身上。那么我干得很深了,干得成果越来越多了,科技界承认我了。这种创新,完全是我自己的主动权;第二,在拓宽专业的视野上。专业的视野指的是你从事某个专业的时候,你不仅要了解这个专业的内涵,且要了解这个专业和另外专业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轻重、主次。拓宽到什么程度,它不是领导给你定的,是你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在这个方面,这样的机遇的主动权完全在你身上。

    为什么我要说视野的问题呢?因为科学技术上的视野,有时候它在你产生一个很好的思想、很好的火花的时候,是起最重要的作用的。我自己在工作中间是很有体会的。我原来不搞汽车尾气催化净化处理,它跟我的专业隔得稍远了一点。如果要说跟我有关,我只能是这么来描述它,我是搞热爆炸的,是在燃烧里头的课题,燃烧是有燃烧产物的处理,属于燃烧学科,汽车尾气的处理就是燃烧产物的处理,因此,我去搞这个汽车尾气的催化净化处理也是专业范围的事。就是走了这么一圈就和我有联系了。但如果你说,冯长根,你怎么突然去搞汽车尾气治理呀?这个和你原来的专业毫无关系。是啊,毫无关系。但是当你把科学技术的视野拓宽的时候,特别是当你干一个对国民经济有重要贡献的题目的时候,科学技术视野就能告诉你这个你能干。事实证明,我所领导的这个学科组,我们也快要研制出来了,治理汽车尾气的产品市场上已经有了,但是国外进口的贵了点,国内的质量还没有完全过关。

    我要搞怎么办呢?不能象别的公司那样,说咱们搞了个半成品就上市了,我一边上市一边改进,我不行。我们的博士生在那儿干,都要找机理,找原因,而且必须是的确过关了,我们才能说我完成了。现在我还不敢说。只是接近完成。搞这个项目我也搞调查,我们学校有个车辆系啊,就请教,然后就用人家旧的发动机产生尾气。这样硬件也就有了。又买了仪器,这实验室就起来了,两年时间。还没人呀,我不是就多招了几个博士生吗?有五个博士生在那儿干,现在有一个已经毕业了,有一个马上又要毕业了。我也不愁,他毕业,还有三个人搞,并且每年我还招新的学生,肯定会有人顶上去。另外呢,这个毕竟不是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啊。他是博士生在那儿干,他是要完成博士生的论文的。他不可能很肤浅地在那儿干。所以我不会走别的公司的道路,逮着一个什么好的配方了,赶紧就上市,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干,当然,即使这样,也许我也干不出什么太好的来,那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难题,那也还得想办法来克服。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特别重视科学研究的那几个要素,特别提出我们是可以创造机遇的。你譬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国际会议,这就是暗示了一种机遇 。这种机遇怎么才能意识到呢?就是我说的在拓宽视野,当事物已经发生变化时,如果你的视野跟不上不就落后了吗?所以我的体会是要扩大自己对科学发展的视野。你的专业的视野本来很窄,突然打开以后,你就发现天地很广阔啊。

    我现在遇到最困难的事是如何找到一个好的科研项目,它对人们的贡献最大。 钱的问题当然重要,但钱是第二位的。钱呀,硬件呀,当然还有个人才。好的人才难得啊,许多同志叹惜说人才难得。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也好,不好的也好,我想办法变成优秀的,我不是骄傲,说我培养的学生就一定怎么了不起,不是,这也决定于学生本人,但是经过我的努力,我给他提供的温度,该是适合于使他成才的。现在大家也知道,大家经常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敏感也不敏感,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我们看他在国内也没什么了不起,结果他出国了,突然之间做出成绩就很好了?就变成个人才?说我们在单位里看他也不怎么的。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做不出成就?到国外就做出成就了?或者在国内做不了多少事,在国外就干了很多事?这里面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用我不太成熟的答案,或者说我的体会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炼钢吧,假设钢要一千度的炉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国家,就说高校这一块吧,高校的炉温没有人家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的炉温高。你象哈佛大学,人家可能达到一千度了,人家出诺贝尔奖的得奖人了。可是我们国内的高校的炉温,还没那么高啊,也就是四百度、五百度。你好的人才,他到了里头也就是那么多的度,可是你不太好的人才呢,你到了哈佛大学 ,人家一千二,你的温度不也上去了,对不对?我们的炉温正在升高,只是还没有升到人家那么高。相信过5年、10年,由于经济的发展,是会提高的,但是现在不高。

    凭良心讲,回来以后非常艰苦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的炉温始终提不高。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我在国外就能干出成果来,在国内也不是干不出来 ,但是干起来就很艰难,就是一个炉温问题。你最好的人在那儿,你的能量也只有四、五百度啊。当然 ,这不是唯一的,我说这个炉温不是唯一指标,我们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的改革,那是很多方面。实际上原因就在那儿摆着,就那么多。要改过来也比较难弄,只能一点点把它改过来。等到科研体制理顺了、教育体制理顺了,我们肯定有一批大学要达到类似他们那样的炉温。那么我想,是不是现在我们就无所作为了?也不是,那说了半天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肯定只能都往国外跑了?因为国外炉温高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我的周围,我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们周围炉温弄得高一点。至少我现在在想,让我的学生能体会到较高的炉温。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我在国外人家是怎么对待我的,我的导师怎么对待我,我也怎么对待学生,对不对?当然事物没有那么简单,整个高校的教育体制没那么简单。但是,的确我的学生在我指导下当博士的时候,他应该能体会到我正在尽我最大努力。假如说他在国外读博士学位,他也就这样子。凡是我能做到的都做到,教学质量了,教学方式了,要求了,环境气氛了,学术气氛了等等吧,

    当然事物也有一些地方我也无能为力。我有一个学生,我们不是刚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吗,他同时又去参加一个国内会议,别人组织的。突然之间,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才明白了,什么叫国内学术交流会。他的意思是说国内学术交流会要差一些。后来我跟他说,可能这个问题还不是这么提。它主要是两个对比太强烈了。我们刚刚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国际会议的整个的品位和他参加的那个国内学术会议的品位差得比较远。你应该说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什么叫国际会议。我们就要跟国际接轨呀。很多情况下接轨不了,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刚刚发展起来。好多问题还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解决。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自然而然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解决,这个就耽误我们的时间了。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不多说,我想出来开这个国际会议,这样给别人就创造了机遇不光我的学生,还有国内好多同行他可能也出不了国,他到北京就参加了国际会议。就是说我们要很好地开发我们现有的资源。开国际会议,可以跟国外专家交流,这就是机遇 、交流呢,一些优秀的人才我们马上就发现了,谁的确不错。但是没有机会你就发现不了。不知道啊。不少人的确不错,通过国际会议一交流,他的论文,他在会议上交流的情况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另外我还要在学科组内组织多种活动,给学生创造各种机遇 。使得好象我们的生命力比别人要强一点,人们的活动要丰富多彩一点,都是为学术来的。这样一来,这个小环境的炉温就比较高了。这个问题就谈到这儿。

    现在咱们回过来。知识经济就要来了,在我们国家这个端倪也已经出现了,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经济的增长中知识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大,美国差不多50%是知识带来的经济增长。在我的感觉中,知识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就象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知识经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阶段性的东西,它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是社会的一个阶段。你也可以不叫它知识经济,叫什么别的经济,但它已经是一个新的阶段了。我们现在把它称为知识经济,也许过几年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啊,觉得不好可能就改掉了,改成别的什么。但它是一个社会形态。它的实质不会变。这个知识经济中,我们科技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至少,你看我组织国际会议,我有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都是知识成份最多的。我们会议成功,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行。你象我们使用的传真、计算机了,电子邮件了,我们都用上了,有了这些手段,使我们组织会议省劲很多,我们搞得并不复杂。别人看来很复杂的一件事,当然也还有它的复杂性,但是有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在我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就把它干出来了。现在想,能不能在这方面创新呢?因为大家对我们的学术成果很关心,我们可以通过INTERNET主动介绍给人家。这不是新的想法就出来了吗?所以呢,如果有了创新的意识,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这个知识经济社会它的特点究竟在哪儿?我们能在这个上面拓宽视野,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能够在本职工作、个人的发展上,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收获。

    我就讲这么多,很不成熟,谢谢大家。